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像
屏风在我国出现得较早,周时被称为“扆”或“邸”,是法权的象征,上面有斧纹等装饰。在汉代的文献中,“屏风”一词已出现。从出土实物来看,汉代屏风上有装饰的多为彩绘,并非 书法,可见当时书法屏风尚未出现,至少是未能流行。
魏晋 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觉醒、多种书体的成熟以及书写工具材料的改进,使得此期的书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尺牍、墙壁、棐几、匾额外,屏风也是书写的主要媒材之一。
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屏风
从现有资料看,魏晋南北朝屏风书法内容因用途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有五种情况。其一为录古代名文。如梁代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讳,禁制回避者数十百品。亦恶白字,屏风书古来名文,有白字辄加改易,玄黄朱紫随宜代之。”其二为自书诗篇。如东晋文学家曹毗《诗叙》曰:“余为黄门,在直多怀。遂作诗,书屏风。”其三为抄写古诗。如《北史》载:“沆,字茂瀣······五岁时,捴(沆父)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无所遗失。”其四为抄写经文。据《出三藏记集》载,梁天监九年(510),有僧于普弘寺造经,“又写在屏风,红纱映覆,香花供养”。其五为载录政事。《北史》载敬显俊之子长瑜“武成时为广陵太守,多所受纳,刺史陆骏将表劾之以货事。和士开以书屏风诈为长瑜献,武成大悦,骏表寻至,遂不问焉”。如果说上述五类屏风书法重在实用的话,以下几条资料则反映出人们对书法字体与审美的关注。
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身后草书屏风
梁简文帝《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曰:“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宗炳曾“于屏风上作杂体篆二十四种,写凡百名。将恐一笔鄣子,凡百屏风,传者逾谬,并怀叹息”。
《太平御览》记梁庾元威《论书》云:“余为书十牒屏风,书作十体,间以彩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唯留草本而已。”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曰:“《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明代丰坊《书诀》云:“《王氏家谱》《太师箴》《大雅吟》,以上俱小楷。”
从上述材料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屏风作为书写的主要媒材已被广泛使用,其中不乏宗炳、庾元威、曹毗这样的书法大家。而飞白书、杂体篆、多体书以及小楷的选择和应用,不仅说明了当时字体的多元与成熟,而且传递着两个信息:一是小楷经钟繇至王羲之,已然成为魏晋人偏好和钟爱的题屏书体。二是时人把能以多体书屏作为一种本领并加以炫耀。即便如此,此时期独立的书法屏风实物还未被发现,唯能作证者当数 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上之题记。刘涛先生曾评之曰:“用笔爽利,笔画劲健,结体犹存平宽之态,略显隶意,但是,撇捺的开张,横画起笔顿按、转折处折笔,以及‘宀’‘亻’‘心’‘日’等偏旁部件的写法,多是东晋、南朝的遗绪。”作为解释画面的依附性文字,司马金龙墓漆屏风上的题记虽然在独立性上未脱离“左图右史”的书画结合 样式,但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书于屏风之上的书法实物,其在书法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墨书(局部)
隋代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虽有平定分裂、统一全国之功,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隋代似乎夹在东晋与大唐两座高峰之间,不甚显眼。即便如此,我们在相关文献中也能捕捉到这一时期屏风书法的蛛丝马迹。如《隋书》载:“平陈之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恒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一条记述说“(定水寺)殿内东壁,孙尚子画维摩诘,其后屏风临古迹帖亦妙”,可视为有关维摩诘与书法屏风组合样式的珍贵资料。
进入唐代,屏风书法已经非常普遍,用途十分广泛,功能也不尽相同。相关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但仍须一提的是,段成式在《寺塔记》中曾有一则记载:“(玄法寺)东廊南观音院卢舍那堂内槽北面壁画《维摩经变》(《维摩变》),屏风上相传有虞世南书。其日,善继令彻障登榻读之,有世南献之白,方知不谬矣。”这是有关维摩诘与书法屏风组合样式的另一条珍贵资料。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文献中对屏风的记述较早,但书法屏风的流行则始于魏晋。第二,魏晋以来书法屏风的流行,使得书法屏风图像得以生成,而这一图像最迟在隋代就已经被绘制在维摩诘画像当中。第三,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身后的书法屏风图像来源于长安,或者说来自隋代著名画家孙尚子在定水寺绘制的样本,并与玄法寺的同类图像一脉相承。
本文节选自《书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论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像中书法屏风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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