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艺之都 流光溢彩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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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成都造”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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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战国船棺墓葬群出土古蜀丧葬礼器、国内最长的一件漆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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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漆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对漆器花瓶进行箔粉撒绘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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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络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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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业街船棺墓葬群出土的龙纹漆床

四川盆地被四周的高山包围，千百年来，山上生长着一种可以流出白色液体的树——漆树，聪明的古蜀人用这种液体调制成了一种漆，北方称之为大漆，四川人则把它叫作生漆或土漆。秦巴山地是我国漆树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再加上天府之国森林茂密，盛产各种名贵木料，催生了成都漆艺。

成都是中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蜀时期，成都的漆器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羊子山、老官山墓葬都有漆器出土，它们虽在地下埋葬了几千年，依然色泽鲜亮。汉代以来，成都漆器行销海内外，漆艺技术不断创新发展，领先于全国，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正如《史记》所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扬雄《蜀都赋》中亦称“雕镂器，百伎千工”。2006年5月20日，成都漆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漆艺之都

器物精美

《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舜时代“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大禹时代“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早在尧舜禹时期，食器和祭器已经被髤涂一色或者被涂为朱黑两色，先民们以此对木器进行保护，并且作为装饰。

中国是世界漆器手工业的发源地，围绕漆器而形成的漆器文化源远流长。成都是中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成都漆器又称卤漆。2001年，随着金沙遗址出土文饰斑斓、色彩亮丽的漆器残片，证明了成都的漆艺最早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无独有偶，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也发现了一块不到10厘米大小的漆器残片，上面镶嵌着玉片。因年代久远，漆器底胎已经腐蚀，只剩下漆皮黏在泥土上，但文饰斑斓，色彩依然亮丽。

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漆器，根据上面的烙印文字，均为成都制作。成都漆器究竟在何时发展起来？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墓葬群出土的精美漆器证明，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的漆器工艺已经非常发达了，甚至可以跟同时期楚国的漆器工艺媲美。这些漆器是古蜀开明王朝的特供产品，用漆已经超越了夏商时期的墨朱双色，种类繁多，包括梳子、耳杯、几案等日常生活用品和瑟、编钟、放置物品的器座。这些漆器均为木胎，底黑，上面加绘鲜亮的红彩。其纹饰变化多端，内容丰富，包括龙纹、变形鸟纹、卷云纹等。历经数千年，依旧光洁如新、亮可鉴人。

秦代，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成都漆艺得到很大发展，技艺日臻成熟，生产规模闻名遐迩。这时期的成都漆器数量和器型种类繁多，漆器的制作水平也超越了前期，出现了薄胎器型和夹编胎等较为先进的制作工艺。漆器的装饰技法也有很大的提高，脱胎工艺运用到漆器的制作中，产生了卸器。成都羊子山、青川战国古墓出土的圆漆盒、漆奁、圆卸漆器、方知漆器等，充分印证了成都漆器工艺在这方面的辉煌成就。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都地区相继发掘出了多座汉墓，出土了大量漆器，其中既有仿铜漆礼器、日常生活用器，也有车马器、兵马器等漆器制品。种类丰富的耳杯、盘、卮、奁等生活用具再现了墓主生前生活的奢华；各类车马器和骑马俑显示了墓主仪仗的威武。今天我们在成都博物馆可以看到大量形制精美的漆器，如漆马、漆房、漆木几、漆鼎、漆案、漆勺等，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还有髹漆立人。2012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共出土了漆器240余件，器形有耳杯、奁、几、盘、盒、俑、马等，有些漆器上有精美的云、龙、鸟等纹饰和文字符号，其中被考古学家视为国宝的经穴漆人像不仅见证了西汉时期中国医学发展水平，也反映出西汉时期成都漆器工艺的繁荣发展和广泛应用。

百伎千工

技术创新

漆器最初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异常珍贵而奢侈。最晚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已有了专门种植漆树的园地和相关的管理者——漆园吏。据《史记》记载，庄子就曾担任过漆园吏。秦代大量种植漆树，漆园管理实行生产责任制。据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如果漆园被评为下等，相关官吏要受经济惩罚；如果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相关官吏就要被撤职。

一方面，王公贵族偏好贵重漆器，漆器乃身份象征；另一方面，国家扶持漆园产业化发展，也为漆器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行政保障。秦统一全国之后，在成都城东设有“东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管理，按照朝廷下达的指标生产各种铜、铁、陶、漆制品。秦汉时期，成都漆器生产以国家为后盾，物力和财力雄厚，聚集了若干技艺高超的工匠，生产的漆器不计成本，重在质量和工艺，工艺之繁缛，制作之细腻，令人惊叹。扬雄《蜀都赋》称之为“雕镂器，百伎千工”。这样的国家战略，促使了成都漆艺技术不断创新，成都漆器也以精美华丽、光泽细润、图彩典雅名扬四方。近年发掘出土的汉墓中的成都漆器工艺水平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

战国时期，漆器兼具实用和美观性能，金箱银箔贴花工艺开始流行。汉代成都漆器制作在制胎和装饰等髹漆工艺上采用了新的技法，薄木胎、夹纻胎体的发明，使漆器更加轻便、美观，木钉、金属等新的固定方法也增加了漆器的耐用性，描金、戗金、堆漆等装饰手法更使漆器靓丽华贵。尤其是为满足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金、银玛瑙、玉石、珍珠、水晶等贵重物品也成为漆器的装饰材料。这充分体现于起加固和装饰之用的扣器。在耳杯、盘、盒、奁等器物的口、耳、腹或圈足等部位，镶上金、银、铜等材质的扣器部件，制作耗时长，成本高，价格昂贵。成都漆艺由此发明了针划填金法，以及用稠厚物质填成花纹的堆漆法等，特别是器顶镶金属花叶，以玛瑙或琉璃珠作钮，器口器身镶金银扣及箍等手法十分流行。当时，蜀郡、广汉郡已是全国漆器生产中心，品种有盒、筐、盘、耳杯、扁壶、案、卷筒等。漆器上有用色彩精心描绘的禽、兽、神仙等图案，十分精致美观。

五代，代表成都漆器制作最高工艺水平的，是王建墓出土的金银镶嵌漆器，有门、棺、椁、册匣、宝盝、镜盒、银铅胎漆碟七种，设计和雕镂均致上乘，造型大气别致、制作精巧。

唐代，漆器的实用位置被瓷器替代，因而更加追求华丽。成都漆艺有用稠漆堆塑成形，表面有凸起花纹的堆漆；也有用贝壳裁切成物象、上施线雕并在漆面上镶嵌成文的螺钿器；还有用金银片镶嵌而成的金银平脱器，充分显示了当时成都漆器的高超技艺。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漆器不再是宫廷贵族的专有。漆艺也向着宫廷、民间两条路径，进行发展。

明清时期，成都依然是全国雕漆填彩漆器产地之一，其工艺对其他漆艺流派产生了较大影响。成都漆器的种类已经达到14类，有一色漆器、罩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炝金、百宝嵌等。成都漆艺工序繁多、制作细致、耗时久长，尤以雕嵌填彩、雕填影花、雕锡丝光、拉刀针刻、隐花变涂等极富地域特色的修饰技艺闻名于世。

器艺结合

漆行天下

秦汉时期，笨重的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当时瓷器还没有开始大量生产，轻盈，色美，且耐用的漆器几乎成为了生活的主要用具，这也使得漆工艺迎来了持续了约500多年的巅峰时代。由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成都漆器像蜀锦一样，成为了行销天下的高档消费品，被海内外达官贵族珍藏。两汉时期，成都、郫县（今郫都区）和广汉所产漆器已独步天下。蜀郡、广汉郡是全国的漆器生产中心，漆器被大量运往全国各地。西汉《史记·货殖列传》将“巴蜀之丹漆”列为全国名产。

20世纪以来，在国内外很多地方相继发现了成都生产的漆器。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贵州清镇、平坝以及蒙古诺音乌拉、朝鲜平壤王盱墓、古乐浪郡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中，都刊有“成市草”“成都饱”（即“成都造”）“蜀都作牢”“蜀都西工”“成都郡工官”等铭文。这些漆器都是汉代专供贵族阶层使用的精品。

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140件随葬品中，成都造漆器就有10多个品种60余件。“童子对棍图”漆盘底部有朱红漆篆书铭“蜀郡作牢”四字，“季札挂剑图”漆盘底部也用朱红漆书“蜀郡造作牢”五字铭。这批由蜀郡制造的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漆器，以精彩生动的彩绘人物故事和动植物纹图案，反映了汉代成都漆器生产的高超工艺水平，是成都漆艺鼎盛辉煌的佐证，也见证了成都漆器行销天下的繁荣。

东汉后期，朝廷停止了蜀郡工官的漆器生产，成都官营漆器数量锐减，但成都的私营漆器作坊却得以兴起。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为了恢复经济，增强国力，重视售后工业和商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漆器生产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官、私漆器生产一度恢复到两汉时期的规模。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青瓷在蜀地得到较大发展，但漆器仍然是人们生活的日常用品。发展到当代，成都漆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具有的雕花填彩、银片丝光、镶嵌描绘等传统手工技艺和地域特色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当代仍是与北京、福建、扬州、广东阳江齐名的全国五大漆器之一。

成都漆器以天然生漆、实木为原料，胎体不拘，做工讲究。它以精美华丽、富贵典雅、光泽细润、图彩绚丽著称，既可高悬于庙堂之上以彰显华贵，又可充当精致耐用的日常用品。成都漆器既是历代习俗的重要见证和文化交流的使者，也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重要载体。成都漆器“器”与“艺”两相结合，器因漆而华美，漆因器而致用，使之得以有3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历史。2006年5月20日，成都漆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许永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