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新石器时代彩陶罐的纹饰与中华文明史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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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路走来，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现在有专家认为：其实存在着一个贯穿古今的玉器时代，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有一个绵延七千年的漆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史并行。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最先被东方民族使用的加工材料，除了石与木，就是生漆了。沈从文在研究漆文化时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罐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车饰、箭镞，以及兽骨龟甲上的刻镂，竹木简札上的书写，其实都离不开漆。他还说，漆“在日常器物上，它是最能把劳动与艺术结合到应用方面的一种，比瓷器更容易见地方性能创造性，在更便利条件下能产生的。”

1978年，考古部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朱漆木碗和一件朱漆筒，器型虽然笨拙，但经分析后确定其涂料为天然生漆。这两件漆器证明早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漆器制造技术并开始使用漆器。

今天在江南一带的农村，在不经意中便能发现漆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比如朱金木雕家具，以及更为寻常的朱漆提篮、提桶、洗衣盆、印糕模板等。抛开圆润美妙的型制不谈，光是包浆锃亮的漆面与镶嵌、描金、堆漆等传统工艺与纹饰，就是美不胜收的视觉享受了。生漆，或称“大漆”，或尊称“国漆”，其实一直与我们的生活与记忆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

中国现代漆器产地主要分布于北京、江苏、扬州、上海、重庆、福建、山西平遥、贵州大方、甘肃天水、江西宜春、陕西凤翔等地。按工艺特征来分的话，有雕漆、镶嵌、推光、雕填、漆线装饰等，而福建漆器的特点是脱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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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还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盛况，在中国馆内的福建馆里，矗立着一对描金绘彩的花瓶，它们高3·6米，图案为雍容富贵的缠枝牡丹，但分量却很轻，一个壮实男人能够抱起来——如果允许你一试身手的话。这对瓶子，由福州的漆器师傅做了整整五年，披麻披灰及髹漆、雕填、绘彩再加炝金炝银，通过将近一百道工序才得以完成，这就是名扬四海的中国传统工艺——脱胎漆器。

所谓脱胎，即在制作前先有一个石膏模子，然后在模子表面披麻(锤打过的麻布)披灰(瓦灰)数层，待稍干后打掉器胎清空胎体，留下轻巧的漆布层，再反复髹漆几十道，最后进行装饰。所以脱胎漆器质地轻巧坚固，色泽鲜艳古朴，耐热，耐酸，耐碱。“举之一羽轻，视之九鼎兀，”这是郭沫若对它的赞美。建国后的数十年里，福建漆器也一直是足以代表我国工艺水平的国宾级礼品和大宗出口产品，与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

如果放在长达七千年的中国漆史上考察，脱胎漆器还显得很年轻，它只有三百多年。福州人至今对漆匠师傅沈绍安怀有无比的敬意。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福州，是清代的漆器集散地和人才高地。但在看似繁荣的背后，中国漆器已经进入了衰落期。彼时，沈绍安这位漆匠在双抛桥开了一家漆器店，生意勉强，为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去寺庙或官宦人家揽些活。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寺庙里的匾额，内芯木头已经腐朽，但用漆灰夏布裱褙的底子还完好无损。于是从中受到启发，回家后仿照旧匾，用泥土塑出模型，在模型外裱上夏布，涂上大漆，等漆干后脱模，再行髹漆上色。经过反复试验，领悟了失传几百年的夹胎漆器技法，最终发明了脱胎漆器。

沈绍安没有停止探索，他改用极细的麻布或丝绸糊胎，形成的漆胎与原泥基本一致，质地非常轻薄，漆面的绘彩就容易传神鲜亮，花卉人物犹如活生。由沈绍安进贡朝廷的脱胎菊瓣形朱漆盖碗，壁薄如纸，厚不及毫米，乾隆帝见后龙颜大悦。

脱胎漆器的问面不仅为中国漆器行业注入新时期的特点，也使福州一跃而成为漆器名城。要知道，福州本身并不产大漆。

天然大漆从树上淌下来时是乳白色的，与氧气接触后慢慢转黑，故而中国人很早就用“漆黑一片”来形容黑的程度。战国、两汉的漆器大多用朱砂与黑色相配，正是为了调和色泽，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沈氏脱胎漆器虽然轻薄，但色泽稍嫌单调，族传家承至第五代时，沈正镐、沈正恂开始试制成功将真金真白银碾成粉末调到漆料中去，并调研了葱白、米黄、天蓝、果绿、古铜等颜色，大大增加了漆器的观赏性。从此，脱胎薄料髹绘漆器产品几乎占据清末以后福州漆器的半壁江山。1898年，沈正镐、沈正恂将漆器送到巴黎参加世博会，一举获得金奖。此后，福州沈氏漆器又在先后多伦多、柏林、伦敦、费城等八届世博会上获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授予沈绍安五代孙沈正镐“四等商勋，五品顶戴”，宣统二年(1910)又晋升沈正镐、沈正恂为“一等商勋，四品顶戴”。清末民初，沈家老铺的一件漆器可卖到七八百块银元。而薄料髹绘技术在巴黎世博会后被西方国家用于近现代金属喷涂工艺，尤其是家居器具和汽车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就采用福建漆工艺来装点内饰。